觀察者網“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2024二季度下）：不應泛化新質生產力，什么好東西都往這個“筐”里裝
- 發布時間：2024-07-29 08:55:05
- 來源：觀察者網
2024年，觀察者網重磅推出季度性經濟觀察欄目——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邀請經濟界和金融界重量級專家學者，圍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季度經濟數據，解讀中國經濟形勢和政策，回應當下公眾最為關心的熱點話題，展望未來發展。
7月16日，2024年第二期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在上海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吳曉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連平，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專家楊建文，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等嘉賓齊聚一堂，聚焦上半年經濟數據，共議改革與民生。
發言環節之后，與會嘉賓與觀察者網董事長、風險投資人李世默進入圓桌討論環節，繼續圍繞中國經濟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觀察者網新聞中心副主編王慧主持討論。
觀察者網將圓桌討論環節的嘉賓發言整理成文，本文為下篇。文章未經演講者本人審閱。
右起：連平、楊建文、李世默、吳曉求、陳文玲、管濤、王慧
·不應泛化新質生產力，什么東西都往里裝
王慧：在中央提出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之后，各地政府的工作報告中都普遍提到了這一目標。在制定和實施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政策時，各級政府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楊建文：剛才多次討論到新質生產力的問題，統計數據顯示這一領域增長速度很快，特別是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然而，我們忽視了一個問題，即這些行業的基數相對較低。像汽車這樣的傳統產業，其產業基礎已經很龐大了，其生產力不可能有巨大的突破。
從正面角度來講，高新技術所支撐的新興產業仍具有巨大潛力，對經濟有很大的支持作用。這些領域是我們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核心。
在新能源問題上，特別是新能源汽車領域，我們看到了所謂的彎道超車，這些突破對整個產業有重要的帶動作用，代表著新質生產力和科技創新驅動的產業變革，形成了新的產業格局。
今年我們更進一步，把傳統產業的改造也包括在內。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蘇省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同時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
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傳統產業的改造，如何把這兩塊全都做好？
首先，我認為不應該泛化新質生產力。現在新質生產力成了一個筐，什么好東西都往里面裝，如果這個筐里的東西能夠轉化為新質生產力，那是件好事，但這需要確保其實質上能夠發揮作用。
第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持續性。舉個例子，如果“新三樣”的出口遇到問題或者在國際貿易中遇到其他挑戰，我們的替代方案在哪里？如果現在的“新三樣”受到影響，我們需要在產業層面推出新“新三樣”。這也意味著要因地制宜，因為各地發展的基礎條件、擁有的發展機會都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每個地方都要和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沾點邊，我認為這反而會影響整體發展。
2024年3月18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峽江縣一家新能源企業，工人在智能化生產車間作業視覺中國
王慧：楊老師剛才提到，我們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階段，新質生產力還在成長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想請教管濤老師：我們應該通過哪些方面的改革，才能在體制機制上更好地支撐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或者說，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最大堵點和痛點在哪里，我們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管濤：新質生產力通常指新業態、新模式和新技術，其不確定性較大。不確定性意味著風險，這對金融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資本市場的高質量發展本身就是為了服務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求。證監會主席吳清在最近發布的新“國九條”中專門闡釋了這一點的重要性。
最近，圍繞新“國九條”，加快資本市場“1+N”政策體系的落地，既涉及在融資端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更好地滿足新質生產力企業的上市融資需求；也關系到投資端，要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加強投資者保護，強調投資和融資的平衡。
在交易端，也有一些制度改革，特別是對金融中介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要在放開上市口子的同時要加強監管，并且要讓退市工作常態化。
此外，金融機構也需要提供與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價值評估體系，并提供相關的投資產品，使投資者能夠分享新生產力發展帶來的好處。·
·民營企業是大國競爭的底氣
王慧：討論完新動能之后，我們再來談談傳統動能的代表——房地產。連平老師在他的演講中詳細分析了房地產行業，上半年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了10.1%。房地產行業目前仍處于持續低迷狀態。連平老師，您認為當前影響購房者意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購房者的信心？大家為什么不買房了？
連平：目前房地產市場的狀況確實是始料未及的。房地產市場持續大幅度的下行，對經濟拖累不小。這種狀況的出現和長期調整有關，它不是階段性或短期的現象，也不是政策一落實，局面就能馬上扭轉；它是針對房地產最近二三十年來持續增長的一次較大級別的調整。
如果我們不能緩解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的壓力，其帶來的風險可能比目前看到的更多。
我們需要了解目前導致房地產下行的因素。造成購房市場低迷的因素是比較復雜的，最根本的是和收入、就業相關。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許多行業的就業情況嚴峻，前一陣子很多餐飲店也不景氣，現在情況有所好轉。
目前的挑戰除了收入和就業，還有資產價格下挫。股市和房地產價格的下行，導致財富效應變成負財富效應，對購房者信心造成進一步打擊，房地產市場上購買能力也就差了。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也經歷過市場波動，通常情況下股市表現良好時，房子也賣得動，因為很多人賺錢了。然而，現在缺乏這種賺錢效應，反而出現負財富效應。
2023年10月5日，航拍江蘇省淮安市清江浦區一建設中的房地產項目視覺中國
吳曉求：約束了消費函數。
連平：另外，前一陣子房地產風險表現得比較明顯，最近情況有所好轉，但根本問題并未解決，風險仍在積累。
要對當前的問題采取措施，我認為無非是這樣幾條：第一、穩定和增加收入，保障就業。第二，采取針對性措施控制房地產市場的風險，盡量不要爆雷。
未來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有一些民企在醞釀風險，盡管前陣子有所控制，但往后看仍存在很多問題，這些都是市場的風險。因此，我們需要降低市場風險水平，提高風險偏好，才能逐步恢復市場信心和活力。
王慧：民營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增加就業、穩增長、改善民生方面，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長0.1%，扣除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6.6%。如何解讀這些數據？怎么做才能讓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提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陳文玲：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1月1日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時，已經用“五六七八九”概括了民營經濟在我國發展大盤中發揮的作用（注：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按照現在的統計數字是“六六七八九”，也就是說它在稅收、GDP中的貢獻都達到60%。所以，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建設的主體，和國有經濟同樣重要。
我們黨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現在我們通常把非公有制經濟稱為民營經濟。
我覺得，現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有一些特殊意義。
第一，民營經濟是吸納就業最多的，“五六七八九”中的“八”，就代表著民營企業吸收了80%以上的就業。
第二，現在特別是民營經濟頭部企業，越來越成為創新的主體。華為、大疆、福建晉華、海康威視等全是民營企業。現在美國制裁了1700多個中國企業和機構，其中被制裁的企業接近1000家，60%以上是民營企業。這說明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已經在美國看來產生了“威脅”，即將或者已經超越美國。
這是我們大國競爭的底氣。政府坐在談判桌前是談判，真正參與市場博弈的是微觀主體，微觀主體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在第一線，它們更是主體。
第三，民營經濟的特殊價值在于，大部分中小企業的動向對穩民心、穩經濟、穩預期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說民營企業的投資和信心回來了，在社會融資方面有了積極性，投資有方向，對未來有預期，認為政策合成謬誤、鐘擺效應不會出現，就會放心投資。
現在，一些民營企業出海其實是為了追逐資本利得、賺利差，還有一些出海是想要尋找安全的地方，但全世界哪兒算是真正安全呢？
美國安全嗎？近期美國大選中有候選人釋放了一個清晰的信號，下一步可能效仿對俄羅斯的做法——沒收資產；瑞士安全嗎？瑞士在制裁俄羅斯方面完全放棄了中立國地位。所以有些企業在投資向外轉移時非常盲目。
最近，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一個非常嚴厲的議案，下一步要追查在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群島這些避稅島建立的中資公司。所以哪里安全？回到中國最安全。
但是我們需要給這些企業一個長周期穩定的預期，如果它們真的回來了，也還要代表中國企業再出去投資，要形成良性循環，這是改變預期非常重要的微觀主體基礎。
從上述三點來說，我覺得現在要把民營經濟真正搞活，真正穩住民營企業家，讓整個社會的水活起來，非常重要。
·市場最重要的就是公平
王慧：信心很重要，民營企業家有信心，民營資本才有活力。接下來，我們轉向資本市場。有一個問題是股民和基民非常想了解的，現在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向好，但是資本市場并沒有給予相應回應，剛剛連平老師講到房地產問題時也提到了股市和基金。吳曉求老師，我們的資本市場怎么了，為什么會出現當前的情況？對于股民和基民來說應該怎么辦？
吳曉求：這其實也是信心問題。經濟生活中最真實的就是資本市場或股票市場，它的漲跌都反映出人們對今天乃至對未來的預期，這一點它不會說謊。
同時，我國的資本市場的確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問題，現在已經成了人們詬病的主要對象。但是對市場的批評，反映出人們還是希望它好起來，這就預示著要改革。
30多年來，中國資本市場被認為是融資市場，從歷史角度來看，由于當時的一些特殊條件，我國的市場生于融資，但市場要成長一定是它的財富有成長性，所以應該是生于融資，成于投資。
因為長期以來資本市場被認為是融資市場，所以人們沒有考慮到這是風險市場，也不考慮風險市場一定要有風險收益率，那么融資市場的邏輯就衍生成一個投機市場了，這個市場就不會被認為是成長性的市場和財富管理市場。
我們從制度到政策到規則到工具層面的設計，無不體現出融資者市場的特征。例如IPO的泛化，就是在為企業融資服務。上世紀九十年代是為國有企業解困融資提供服務和便利，現在是為高科技企業融資提供服務和便利。理念本質上沒有變化，只是企業形態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國有企業，現在是高科技企業。
要考慮融資，在制度設計上IPO“天使化”或者“PE化”（PrivateEquity，私募股權投資），就會出現問題，我們不能這樣做。企業想要孵化自己的想法，需要大量資金，但不能讓IPO去做天使投資。高科技企業需要的資金應該來自于風險投資人，他們會盡職調查、風險識別，去判斷有沒有成長性，未來能不能形成新產業。而市場很少會對這些問題進行判斷。
有時候，IPO甚至“ICU化”，即企業稱“我必須要發股票才能救起來”。公司在這樣的市場里上市就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
對于一個市場，我不看它的成長指數，只看交易規則是否公平，對所有的投資人是否一樣，這是最重要的。中國的某些交易規則是不公平的，有的規則只是為了有利于所謂的機構投資者、實際控制人、大股東來進行投資交易。
市場最講究、最重要的就是公平，但凡不公平的都要去掉，例如轉融通。過去法律上不能流通的，通過轉融通機制變成了可流通，轉融券只有大型機構才能使用，這當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們要進行系統性的改革。
證監會主席吳清上任后做出了一個調整，認識到注冊制改革的成功必須和嚴刑峻法連在一起。我們過去只重視注冊制改革、市場化改革，沒有重視這種發行制度會使得財務指標很寬松，于是李鬼就來了，當發現自己不用承擔責任后，就會想辦法作假。
所以要配置嚴刑峻法，讓這個市場不能有絲毫作假行為。這種處罰不是輕描淡寫的“罰酒三杯”，一定要制定一個像美國安然事件那樣的處罰規則。2001年10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安然公司作出處罰后，就沒看到美國市場再出現類似情況，因為罰得太厲害了。后來還修改了法律，出臺《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體現出很好的反省精神，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礎。所以，法治化是中國金融現代化、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最重要的基石，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而且，市場的生命力在于透明度，透明度和作假是完全沖突的。現代市場體系最高級形態的特征就是透明度。對市場來說，第一是法制、第二是契約、第三是透明度，這正是現代社會的三大基本特征。因此，推動資本的發展，有利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它的重要性。
王慧：作為風險投資人，李總對我們現在的資本市場有什么觀察或者思考？
李世默：中國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善，這確實是我們推動下一輪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障礙。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要做好平衡難度很高：既要資本市場服務于實體經濟，服務于創新科技，同時又要避免出現所謂的經濟金融化。
然而，“實體經濟圍繞金融、金融引領實體經濟”，這幾十年來我們看到過太多案例。比如美國的工業空心化，一半以上的責任都在華爾街。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寫過一本書《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Elegy），就像書里展現的那樣，美國中部為什么那么多人吸毒？因為整個經濟被掏空了。誰掏空的？華爾街。
整個經濟的金融化，所有經濟、所有企業只為金融服務，這是我們必須從美國身上吸取的教訓。
吳曉求：這種平衡非常難，但我們要確立基本的理念，即金融是現代經濟非常重要的助推者。現代金融包括以資本市場為紐帶的新資本業態，這對中國的現代化、科技進步以及產業的升級迭代起到特別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要理解現代金融在內的金融業態對未來中國的重要性。
王慧：我們去年提出要建設金融強國。
吳曉求：我為此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標題就是“金融強國，艱難的過程、偉大的目標”。建設金融強國任重道遠，首先要求完善的法治。沒有法治，金融強不起來。金融強，其實就是別人信任你，拿錢來投資。一個重要象征，是境外投資者的占比很高。
其次，建設金融強國還要有契約精神，以及透明度。
最重要的，就是強大的國家軟實力，這一點都不比強大的實體經濟影響力弱。只不過對于大國而言，實體經濟本身相當重要。因為大國不像新加坡，可以很小，但金融很好。
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也好，大國要發展金融，實體經濟必須足夠強大，要有科技創新，高新技術產業占經濟主導地位，這些是大國成為金融強國的基石。同等重要的是以完善的法治為基礎的軟實力，這一點很多國家做不到。軟實力除了國家的法治，也包括法律模式。
·要客觀評估“去美元化”
王慧：我們接下來再聊一聊人民幣國際化，這也是我們建設金融強國過程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管濤老師，近幾年我們看到人民幣國際化在扎實推進，您覺得原因是什么？
管濤：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近些年貿易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我國目前出口規模是全球第一、進口是第二，既是利用外資大國，也是對外投資大國。隨著我國對外的經濟和金融聯系越來越緊密，人民幣的跨境流通使用也得到了支持。
第二，我國實施了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有一個典型例子，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一些傳統的亞洲強勢貨幣貶值，但人民幣實施不貶值政策，當時贏得了所謂“小美元”的稱號。盡管正式的人民幣跨境流通使用啟動較晚，但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周邊國家和地區愿意接受和使用人民幣，原因就在于我國沒有隨波逐流，和其他國家一樣去參與競爭性貶值。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海嘯以后，韓國央行提出要和中國人民銀行做貨幣互換。原因在于各國本來都是要向美國學習的，沒想到美國自己出問題了，于是引發各國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反思。
第三，近些年中國金融市場雙向開放，人民幣的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不斷提高，讓大家感到比較放心。特別是股票通額度限制取消等操作，對于吸引外資增加配置人民幣金融資產有一定吸引力。
吳曉求：一個國家金融的強大，有兩條線。第一條一定是本幣的自由化和國際化，其前提是法治。沒有法治，本幣會處在波動之中；法治能把人們的心留下來，資本能保持適當的預期。
第二，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美國金融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資本市場發達，它支撐了美元的國際化。如果美國的資本市場不發達，美元是不可能國際化的，沒有閉環機制、回流機制。
沒有美元國際化，美國不可能有今天。美國的金融結構設計非常精妙，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強大載體，讓美元國際化有回流機制，因為人們拿到美元以后，不可能是拿到現金，一定要買美元計價資產，可以回流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金融結構要按照這個模式去設計。
當然，我們還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法律來做一些調整，就像市場經濟模式一樣。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和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有許多不一樣，但內核是一樣的：分工、競爭、價格的公允性、交易的公平性、資本的作用，這些都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不是說搞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就意味著這些東西不存在了，而是同時又要有中國特色，比如地方政府的作用。
換言之，在設計中國金融結構的時候，既要吸收現代金融的內核，同時又要適合中國的國情。
王慧：我們看到目前在國際上也有一種“去美元化”的趨勢，這種趨勢對于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機遇還是挑戰？
管濤：“去美元化”這個問題，還是要客觀評估，可能在某些領域美元的份額確實在下降，但在某些領域美元的份額是穩定的。
吳曉求：（全球央行儲備中美元占比）基本上在60%左右。今后會有變數，但也不能隨便就稱“去美元化”。我們一定要站在客觀理性的角度思考問題。
王慧：最后一個話題是區域經濟發展。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等區域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特色，也是一抹亮色。楊老師，您是研究區域經濟的專家，能否談談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存在哪些急需解決的問題？我們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推出哪些舉措來解決這些問題？
楊建文：你剛剛提到的三大區域，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構成了我國經濟的重要基礎。2023年,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合計達到52萬億元，占比超過全國40%。
因此，未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這些區域無疑將挑起大梁。而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增強這些區域的帶動作用，使其更好地發揮挑大梁的作用。
我們以前談論區域一體化，包括長三角一體化，主要談論的是克服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過程中的行政障礙。現在，這個階段已經過去，我們需要探討的不僅是如何消除市場中的“諸侯經濟”問題，更要考慮如何聯手建立起區域間的聯系。三大區域在功能上需要形成有機聯系，實現協同發展，共同發揮挑大梁的作用。
長三角面積為35.8萬平方公里，區域經濟總量超4萬億美元，與德國、日本相當。德國的國土面積為35.8萬平方公里，經濟總量約為4.4萬億美元；日本國土面積稍大（37.8萬平方公里），2023年其經濟總量被德國超越。
如果我們在長三角區域內，不僅解決行政壁壘問題，還能共同打造一個“中國的德國”或“中國的日本”，這將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產生巨大推動作用。我們要做的不僅僅是在長三角區域內消除省界間的障礙，比如聯合挖條河或撤銷一個關卡，而是要形成一個統一體。
三大區域之間，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探索性嘗試，即顛覆性技術創新中心。這是國家科技戰略中一個新的組成部分。上海顛覆性技術創新中心是在上海市支持下，由京津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上海長三角研究院、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共建的顛覆性技術創新項目運營平臺。廣州顛覆性技術創新中心則由廣州市政府、廣州開發區管委會與京津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共建。
在顛覆性技術創新方面，三大重點區域開始聯手合作，而且打破傳統的開發模式。不再只是長三角或大灣區牽頭，而是三大區域共同推進。
回到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題，三大區域首先需要共挑大梁，其次要在體制機制上進行進一步改革創新。如果仍然只停留在削弱行政障礙的層面，就無法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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