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糧食危機新動向與應對之策
- 發布時間：2022-07-11 09:46:47
- 來源：中宏網
俄烏沖突在一定程度上會引發特定糧食品種領域的短期全球供需不平衡，但是這種影響相對有限和可控。烏克蘭和俄羅斯作為小麥、玉米、大麥和葵花籽油等主要糧食品種的全球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雙方的沖突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短期內削弱2022和2023年度烏克蘭對這些糧食品種的生產能力，而對俄羅斯的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幾乎沒有影響。因此，俄烏沖突對全球某些特定品種的糧食供需失衡的影響相對有限和可控。更為重要的是，將俄烏沖突可能引發的特定糧食品種的短期全球供需不平衡現象，上升和夸大為引發全球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試圖刺激全球其他國家跟隨西方國家針對俄羅斯制裁的一種策略工具。事實上，西方國家對俄羅斯主要糧食和化肥等產品的出口禁令，更有可能會引發或誘發全球的糧食危機。
全球糧食危機的新問題和新苗頭
全球氣候的劇烈變化以及帶來的對全球主要糧食生產國的重大負面影響，極有可能是引發全球糧食危機的核心因素。2022年以來，全球的主要產糧國家均受到全球日益頻繁的極端氣候影響。比如，美國西部地區的千年未遇見之大干旱、印度等南亞地區的持續性超級高溫天氣（2022年3-5月印度的高溫熱浪使得印度小麥今年或將面臨15%~25%的平均減產）、中國北方區域夏季氣溫相對較低等一系列重大非正常氣候現象，更有可能會在2022年成為誘發全球糧食危機的導火索。這些主要產糧大國同時也是糧食消費大國的主要品種糧食產量的較大幅度波動，必然會對全球糧食市場的供需關系造成重大影響。特別是2022年俄烏沖突引發的特定糧食品種領域的短期全球供需不平衡，再疊加全球氣候的劇烈變化對全球美國、印度等主要產糧大國的負面沖擊，這才是引發2022年乃至2023年度全球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
全球主要產糧國必然會采取“以鄰為壑”政策，通過大幅度漲價策略甚至禁止出口舉措來謀取本國利益最大化，刺激和加劇了全球糧食危機發生和蔓延的重大風險。2022年4月27日世界最大棕櫚油產地印度尼西亞宣布，將擴大棕櫚油出口禁令，禁止原棕油和其他棕櫚油產品出口。2022年5月13日。印度外貿總局發出通知，對印度的小麥出口實施臨時禁令并立即生效。可以預料的是，今后會有更多國家紛紛出臺針對某一類或某些糧食品種的出口禁令。這些國家針對特定糧食品種的出口禁令，不僅會繼續較大幅度推高全球主要糧食品種的價格，更會引發全球主要糧食進口國對糧食短缺的恐慌情緒，從而成為刺激全球糧食危機的重要推手。可以斷言，在今后一段時期之內，全球主要產糧國必然紛紛采取“以鄰為壑”政策，通過推高全球糧食價格大幅度上漲策略或者力保本國糧食絕對安全的策略，來促使本國利益最大化，進而進一步地刺激和加劇了全球糧食危機的發生概率和重大風險。
糧食必然成為全球各國發展競爭和謀求地緣政治利益的“重要武器”和博弈籌碼，自主可控的糧食供給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決定各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話語權的核心因素。客觀事實是，正如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將全球集成電路的產業鏈供應鏈作為遏制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大國自主科技能力提升和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核心武器”，糧食也必然逐步演化成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及主要產糧國謀求發展利益最大化和尋求地緣政治利益的“重要武器”。糧食的“武器”化現象，必然會迫使全球主要產糧國和消費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風險加大，大國利用“糧食武器”干預和控制小國的機會和空間急劇擴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擾亂全球糧食市場的正常交易秩序，進一步地加劇全球糧食危機的爆發概率。
中國應對全球糧食危機之策
中國長期堅持的應對可能糧食危機的前瞻性戰略及提前謀劃的相對充足糧食儲備，使得中國在近期內不會受到全球糧食危機的重大負面沖擊效應。客觀事實是，中國對水稻、玉米、小麥三大主糧和主要肉類的自主保障水平較高，但食用植物油、大豆的自主供給率相對較低，分別為33.4%和不到17%。其中，蛋白飼料原料自主供給能力短板相對最為突出，供給自給率不到20%。在中國政府長期重視糧食保障安全的情形下，2022年度中國主要糧食儲存量占全球糧食庫存量占比分別為：玉米達到69%，大米達到60%，小麥達到51％。中國主要品種的糧食儲備占比，均在過去10年里提高20個百分點左右。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斷是，中國針對主要糧食品種的前瞻性、持續性儲備政策，以及抓緊實施的強化國內初級產品自主供給率的重大戰略，可以保障中國在2022年這個特殊時期不會遭受全球糧食危機的負面沖擊。
高度關注全球糧食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對中國經濟可能帶來的多重負面壓力，及早采取有效政策舉措加以應對和解決。雖然我們認為中國完全具備短期內應對2022年可能發生全球糧食危機的核心能力，但是，千萬不可低估近期全球糧食價格大幅度上漲對中國經濟可能造成的多重負面沖擊效應。一是面對糧食價格上漲可能推動中國發生通貨膨脹的風險，中國完全可以采取逐步釋放糧食儲備的方式控制國內主要糧食品種價格上漲的步驟和幅度，使得中國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溫和且可控；二是面對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疊加2022年3-5月份全國范圍內多點爆發的新冠疫情沖擊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和失業群體增加風險，對中國低收入群體和失業群體帶來的生活成本壓力，可以采取針對特定群體政府加大專向定向補貼力度的方式加以應對；三是針對部分食品加工領域的中小微企業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帶來的生產經營困難和利潤下滑的困局，可采取定向加大減稅免稅力度的專項工具加以扶持。
中國需要持續著重強化與美國同盟體系之外的其他主要產糧國之間的政治互動和經貿合作關系，通過建立長期互信合作機制來促進中國利用外部資源實現糧食安全保障的穩定可靠機制。客觀事實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食物自給率出現了持續下滑現象，中國的食物自給率由2000年的93.6%持續下降到2020年的65.8%，中國的主要糧食保障問題仍然面臨長期的巨大壓力和突出風險。在美國為首西方國家將全球糧食供給安全問題上升為“政治化”和“武器化”前提下，中國必須著重強化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全球非美國控制的主要產糧國之間的長期政治互信和經貿合作關系，逐步降低對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主要糧食品種的依賴性，從而構建中國能夠自主可控的外部糧食合作安全保障機制。
中國可以主動利用自身相對充足的糧食儲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之作為影響全球其他國家重要工具和手段，組建和提升與中國發展利益緊密相關“人類命運共同體”。鑒于2022乃至2023年度全球部分發展中國家面臨缺糧以及糧食價格持續上漲可能帶來的重大風險，中國在自身糧食保障水平相對充足前提下，可以利用自身可以調節的糧食存量對那些發展中國家甚至新興國家進行適度幫助和援助，用好糧食這把重要“武器”，謀求中國對外合作的深化拓展和地緣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要優先針對非洲、中東地區和東盟國家推動適度糧食轉移和援助計劃，充分發揮中國在維護發展中國家基本生存權利和全球糧食安全保障體系方面主導作用。（作者：張杰系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