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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制裁俄羅斯,中國應有所作為

  • 發布時間:2022-03-07 11:31:02
  • 來源:中宏網

  中宏網北京3月4日電(記者王鏡榕)2022年2月27日,美國、英國、歐盟成員國和加拿大達成一致,禁止俄羅斯使用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結算系統,制裁俄羅斯對烏克蘭采取軍事行動。俄羅斯多家銀行將被排除出SWIFT系統,無法開展國際清算業務。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員何青接受本網記者采訪時強調,“這一舉措將直接導致俄羅斯被排斥在國際金融市場之外,并極大地提升與俄羅斯開展進出口貿易的成本,預計俄羅斯貿易和投資將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中國宜未雨綢繆,應對潛在的SWIFT制裁。”
  相較于俄羅斯,SWIFT對中國的影響更大
  SWIFT總部位于比利時布魯塞爾,歸屬歐盟司法管轄。但是美國可以憑借美元地位、會員席位和“二級制裁”法案,對SWIFT施壓,貫徹美國的制裁意圖。“受美國支持,歷史上已經發生過數次針對一國的系統性SWIFT制裁,均對目標國造成了嚴重的經濟破壞。”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策告訴記者,例如,2012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6日,SWIFT執行歐盟理事會決定制裁伊朗,2018年11月8日起因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SWIFT受美國壓力重新執行制裁。制裁期間伊朗對外貿易下滑,原油出口萎縮一半,經濟增長困難。2017年3月8日SWIFT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制裁三家朝鮮銀行,2017年3月17日排除了其余四家朝鮮銀行。SWIFT的制裁措施客觀上讓朝鮮與世界的金融聯系完全切斷。
  “自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進行了多輪制裁,之后俄羅斯的產業機構和對外貿易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何青告訴記者,以自由市場為主要力量驅動的產業發展和貿易投資,已經不再青睞俄羅斯。所以目前與俄羅斯進行貿易投資往來的都是剛性需求,表現為貿易結構單一化和貿易伙伴單一化。以最新公布的2021年的統計數據為例,原油出口占俄羅斯對外出口金額的22.4%,農作物和能源出口合計占俄羅斯對外出口金額的59.1%;出口伙伴中歐盟占38.3%,中國占13.8%,獨聯體占13.0%。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只要這種剛性需求依然存在,例如歐洲各國存在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與俄羅斯的相關國際往來仍將持續。只不過會以其他方式繞開SWIFT系統,例如現金支付或物物交換。但這將極大地增加國際交易的成本,中小企業或其他業務分散的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時很可能因為成本上升而被排斥在國際經濟體系之外。”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員馮浩銘接受本網記者采訪時表示,與俄羅斯的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不同,中國的產業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之中,根據海關總署數據,2021年有進出口實績的企業達到56.7萬家。對全球產業鏈體系的高依賴和進出口主體的分散化,使得SWIFT制裁對中國的影響會更加嚴重。
  “中國幾乎所有外幣跨境收付都通過SWIFT傳輸信息。而央行《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2020年末,人民幣跨境收付占到同期本外幣跨境收付總額的46.2%。這意味著若SWIFT制裁中國,將影響約一半的跨境貿易和投資活動。”馮浩銘強調。
  提高人民幣在SWIFT系統的權重
  “各國使用SWIFT系統的占比決定了SWIFT股權結構和25名董事會成員,進而決定了SWIFT治理。”張策指出,股份最多的6個經濟體可以各自提名2位董事,接下來的10個經濟體可以各自提名1位董事。SWIFT會員依照股權比例選舉最終董事會成員。目前24名董事中,僅有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董事。因為人民幣和中國金融機構影響力不斷上升,中國可以聯合新加坡等其他建設性力量,反對美國政治化SWIFT,在SWIFT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隨著越來越多的SWIFT制裁,SWIFT的公信力將持續流失,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擔心通過SWIFT系統進行國際交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這正好給予了中國增強自身在SWIFT治理中地位的機會。”張策建議:首先,SWIFT系統依托于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在金融貿易交易中的優勢地位,伴隨著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興起,SWIFT系統的不可替代性本身就在減弱。2022年1月,人民幣在SWIFT系統支付占比3.2%,排位第四。若能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在SWIFT系統的權重,對SWIFT的公信力將是一種有力背書。其次,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涉及中國主體的國際交易是全球交易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消弭中國對于SWIFT制裁的擔憂是保持SWIFT影響力的關鍵。
  探索建立中國倡議下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
  在馮浩銘看來,中國應借此契機,增強自身在SWIFT治理中的作用。他建議:第一,增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會員席位,強化中國企業在SWIFT日常治理機制中的作用;第二,力爭將涉及人民幣和中國市場主體的交易信息和產品服務留在中國,確保人民幣的相關交易遵循中國法律法規;第三,在內外部治理中呼吁SWIFT減弱與政治的掛鉤,建議SWIFT充分發揮好國際金融基礎設施的職責,而非政治家的工具。
  “目前,中國已經有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截止2021年11月末,已有直接參與者75家,間接參與者1178家,覆蓋全球103個國家和地區。”何青告訴記者,2020年全年累計處理跨境人民幣業務量達220.49萬筆,涉及人民幣金額達45.27萬億元。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穩定性和自主性,在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比較穩定,但由于技術和架構主要仿照SWIFT進行建構,在極端情況下的運轉情況依然存疑。
  “最好能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基礎上,形成區域性的跨境支付系統。”馮浩銘表示,“一方面,拓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業務范圍,使之能夠在國際區域層面發揮一定的基礎設施作用。利用好"一帶一路"、上合組織、RCEP的區域合作機會,探討共商共建共享區域跨境支付系統的可能方案。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需要大量交易來平滑交易成本,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系統的不斷完善。參照美國信用卡基礎設施的建設經驗,單一機構無法承擔巨額持續的開支。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推廣到區域之中,也能讓跨境支付系統的建設更具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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