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把握“共同富裕”的新時代新內涵
- 發布時間：2022-02-14 10:25:48
- 來源：中宏網
實現共同富裕是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的歷史必然，關涉實現人類終極關懷命題。世界各國在不同發展階段對實現共同富裕有著不同理解和認知，也有著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值得深思。其中涉及到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正視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而其背后則是關于經濟發展中效率與公平的不同訴求。
從歷史角度看，世界各國在不同發展階段對財富的追求總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間不停搖擺。在資本主導的社會，促進市場經濟發展通常是效率優先的，即鼓勵市場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完全采取市場決定論發展模式往往會帶來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對此各國政府需要對市場帶來的極化效應進行適當矯正，制定相應財產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制度，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從而使經濟與社會保持在良性循環的穩態，否則經濟與社會任何不穩定就會反作用對方。我們看到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稅收調節經濟發展的是北歐國家。北歐五國的發展模式是高稅收高福利模式。比如，冰島和瑞典征收的個人所得稅最低邊際稅率在30%以上，而芬蘭、丹麥、瑞典的最高邊際稅率則在50%以上，增值稅標準大都在25%左右；因而在高稅收支持下北歐五國的基尼系數保持在0.3以下，而高稅收形成的資金池可以支撐高福利社會，包括提供全面醫保、免費教育、失業救濟金等社會保障。相比較而言，美國、德國等國家則難以達到類似效果，因此其基尼系數普遍比北歐五國高一些，如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在0.3-0.33之間，而美國基尼系數則高過0.4。北歐五國高稅收高福利模式的形成與其歷史、人口和勞動文化特征有關。例如，北歐五國的工會密度和工會談判覆蓋面較高，其中工會密度高達50%以上，能與雇主進行談判的雇員覆蓋面超過60%，而德國和美國的工會密度分別只有16.3%和9.9%，其工會員工參與談判的覆蓋面分別只有54%和11.6%。北歐五國的高稅收高福利模式之所以可以持續，是因為其采取稅收調節的再分配政策，使其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數有所下降，同時謹防或克服出現“養懶人”的“福利病”。相反的是，美國在稅收調節收入分配方面出現政策的反復，即美國兩黨輪流施策，不斷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打擺子，特別是效率優先時盡管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同時也帶來收入差距擴大，累積至今形成尾大不掉的社會階層的撕裂問題。
從現實視角看，中國追求共同富裕是要在不同發展階段兼顧公平和效率。改革開放以來，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主導的社會，中國即便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但在實現高速發展中也統籌兼顧公平，采取適當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拉得過大，但市場經濟的特征必然要發揮競爭機制的優勝劣汰的作用，從而促使經濟高速發展中收入差距也有所拉大。即便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中國政府發揮積極能動作用，有所為有所不為，重視發展的公平性、包容性和均衡性，瞄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積極開展脫貧攻堅、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政策舉措，促使貧富差距并未呈現急劇拉大的現象。隨著物質積累到一定程度，經濟社會發展更需要協調發展而不是出現背離，既要確保經濟發展的韌性，又要保證社會長期穩定，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做出調整，即更加強調高質量發展中共同富裕的特征。為了更好地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式路徑，中國政府支持浙江省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著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開展先行探索，支持浙江既要確保高質量發展并積累更厚實的物質基礎，同時要在收入分配中完善稅收調節和轉移支付制度，盡可能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包括通過財政收入和轉移支付制度補齊城鄉區域之間的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水平差異，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管理體系，探索滿足高品質生活的多維度富裕，包括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綠色生態產品和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
趨勢上，中國踐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華文化傳統都需要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中長期發展目標。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較為突出，短期內難以借鑒北歐五國的高稅收高福利發展模式，更要借鑒美國只注重效率優先的發展做法，而是選擇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現實發展路徑，兼顧效率和公平的情況下逐步縮減貧富差距，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中分好蛋糕，既要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要確保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體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作者：劉向東，中宏觀察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