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維度把握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制度建設啟示
- 發布時間：2021-09-16 09:38:26
- 來源：中宏網
今年是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也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同時還是中國正式提議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20周年。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進程，那么入世則是中國開放發展的重大里程碑，意味著中國真正從制度上融入戰后多邊體制。相較而言，在對外開放大背景下，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與區域經濟關系建構，特別是從啟動雙邊對話，到談判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再到升級自貿協定，并由東盟發起、中國支持構建和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更體現了雙方作為制度供給主體共同推動制度性開放的深刻意涵。還可以看到，上述制度演進軌跡，生動地凸顯了中國在雙邊、區域和全球經濟治理中倡導的“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原則。因此，欣慰于中國與東盟30年經貿合作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更有必要關注這一合作范例背后的制度建設經驗。這不僅對于中國繼續深化與東盟的經貿關系，而且對中國參與和推動以制度建設為內核的全球經濟治理變革都不無裨益。
啟示之一：在磋商對話中尋求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識。開放發展、合作發展是戰后全球發展的時代主題。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和東盟各國都有強烈的發展訴求，也都面臨歷史性的發展機遇。由于特殊的區位與歷史人文因素，彼此也有巨大的開放合作空間。同時，由于陸地和海洋邊界原因，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雙邊開放合作面臨現實障礙。為破題雙邊開放合作，中國與東盟于1991年正式啟動建立對話關系。到1996年，中國成為東盟全面對話伙伴國。雙方聚焦發展議題，在對話中持續增進睦鄰互信并達成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識。尤需指出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一方面給東盟各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中國在危機中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為凝聚和深化雙邊開放合作發展共識創造了機遇。
啟示之二：將發展共識制度化、規則化，為開放發展、合作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中國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戰后全球多邊體制的重要一員。同時，也為中國與東盟在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識基礎之上的制度建設創造了契機。2001年11月，在第五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和東盟達成共識，并正式宣布共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世貿組織和多邊體制框架下，中國與東盟致力于為雙邊經貿合作提供規則和制度保障。從2002年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并啟動自貿區建設，到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協定》簽署并正式生效，雙方真正貫徹了共商、共建原則，特別是爭端解決機制真正體現了“共治”原則。其中，通過“早期收獲計劃”，中國對從東盟各國進口的相關商品實施降稅甚至零關稅待遇，東盟各國感受到了中國開放發展的誠意，也實實在在分享到中國開放發展紅利，體現了自貿區建設的“共享”原則。
啟示之三：在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實踐中持續優化并升級制度供給。自貿協定實施約4年后，伴隨著雙邊貿易、投資和金融關系的快速發展，中國與東盟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以及經濟技術合作等領域都有著升級自貿協定的訴求。這是內生于互利共贏的雙邊經貿活動的制度需求，升級談判進展順利，并于2015年11月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關于修訂〈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項下部分協議的議定書》。升級協定簽署后，越南率先批準并實施，恰恰印證了基于制度保障而得以快速發展的中越雙邊經貿關系。或者說，在入世特別是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越南已經成為東盟國家中獲益于中國開放發展的典型代表。制度建設為經貿活動保駕護航，經貿發展為制度變革注入動能，制度變革與經貿發展良性互動，中國與東盟的實踐案例對于區域和多邊經貿體制改革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啟示之四：攜手共建復合型開放性制度體系，面向區域和全球釋放制度紅利。在快速發展的中國-東盟經貿關系刺激下，無論是中國還是東盟各國，其國內與國際兩個維度都內生出更為多元的開放性制度需求。一方面，在中國-東盟自貿協定框架下，針對國別差異，新加坡、柬埔寨等多個東盟國家與中國簽署了自貿區協定，中國也與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國就雙邊經貿活動作出了特殊的制度安排。同時，中國與越南、泰國、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國還構建了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中國還依托廣西、云南等與東盟國家毗鄰的省區，在沿邊開放、跨境投資、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領域推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以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經濟發展和制度供給為基石，東盟國家與中國在進一步拓展區域經濟合作關系上形成了更大的共識。2012年，東盟十國發起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倡議，中國順應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大勢，對倡議給予了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2020年11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簽署，中國成為第一個核準該協定的國家。可以預見，中國和東盟攜手推動的這一制度成果，有望為覆蓋22億人口、GDP規模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區域釋放制度紅利。以多元復合的開放性制度為基礎，中國與域內國家和地區之間可以構建起更為穩固的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分工合作關系，從而持續增強區域發展活力。
中國受益于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也致力于在全方位開放中惠及區域和全球發展。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政府鄭重承諾：中國開放發展是不確定世界中的最大確定性。制度性開放則是中國開放發展的最大保障。“對話-共識-制度-制度升級-制度拓展”，中國-東盟30年經貿合作及其制度建設實踐，為“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和多邊合作，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都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經驗。同時，也對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對各地的自貿區建設和“一帶一路”沿線節點城市開發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制度建設經驗。
（作者：王修志，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廣西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